现实主义的世界文学景观
《表征与重构：跨越边界的现实主义文学》
王守仁 徐蕾 主编
2020年春出版发行
主编简介
王守仁，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英语文学研究分会会长（2011-2015）。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英语教育，主持并完成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内的多项科研项目，发表论文150余篇，出版《19世纪英国诗剧研究》（英文）、《性别·种族·文化》、《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英国文学批评史》、《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四卷）等著作。
徐蕾，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先后赴英国卡迪夫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访问交流。在《外国文学评论》等CSSCI来源期刊发表论文近30篇，出版学术专著《身体视角下的A. S.拜厄特小说研究》（2016）。近年来，主持完成国家社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各1项，目前主持国家社科项目1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
《表征与重构：跨越边界的现实主义文学》
王守仁 徐蕾
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与虚拟既彼此依存又对峙交锋的时代，日新月异的互联网平台、虚拟现实技术、移动科技不断提升人类感知外部世界和探究自我的阈限，挑战人们对真实的传统认知。与此同时，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时期比当下更加渴望在千变万化、虚实难辨的人间万象和浩瀚宇宙中把握确凿可信、无可辩驳的真实，从风靡全球的真人秀节目、凸显普通人视角的自媒体兴起，到不久前天文学家们调集遍布全球的毫米波望远镜，通过合成照片终于解锁了宇宙黑洞的“庐山真面目”，人类一直试图挣脱柏拉图在洞穴寓言中描绘的幻象枷锁，接近真实的光明。这份对真实孜孜以求的渴望与探究同样涌动在文学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20世纪中叶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在《摹仿论》中论述西方文学对真实进行诠释或“摹仿”的传统，涵盖了从古希腊罗马文学、圣经文学到以伍尔夫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意识流小说。当时间的车轮滚过文学流派众多、文艺思潮迭起的20世纪，进入新的千年之后，人们不禁疑惑，文学与真实的关系是否依然紧密如初？谢尔兹（David Shields）2010年发表的《真实的饥饿：一份宣言书》在开篇即开宗明义地指出：“有史以来的每一次艺术运动都在寻找将艺术家所认定的真实更多偷偷带入艺术品中的路径。”模糊了虚构与非虚构藩篱、中心与边缘区分、文化与民族疆界的当代文学无疑也在呼唤着更加深刻、多变的表现方式，回应当代社会对真实的“饥渴”。
如果我们稍作回顾，将目光投向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所说的“漫长的19世纪”，不难发现19世纪欧美文坛对真实的认知与刻画基本围绕着“现实主义”这一徽帜而展开；作为历史上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19世纪的欧美现实主义的确已经偃旗息鼓，但如果将现实主义视为巴特（Roland Barthes）提出的具有“真实效应”（effet de réel）的一套“认证符码”（code d’accreditement），包括弗斯特（Lilian Furst）、布朗（Marshall Brown）在内的许多学者发现，现实主义其实是一套有其内在驱动力和自我更新能力的符号化过程，会随着艺术家对真实的认知以及再现方式的改变，不断调整、迁移、变形，走向差异的、复数的现实主义。因此，站在新时代之际审视世界文坛，现实主义作为一股被赋予利科(Paul Ricoeur)所说“打开一个通向虚构空间断口”的摹仿冲动，已经超越了原有的艺术审美时空，疏离于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询唤之外，在与新的社会现实、地域族群、文化思潮的碰撞洗礼中，被赋予了多重美学可能与丰富的时代话题。
现实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文坛的发展与嬗变是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近年来关注的议题，也是中心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的重要内容。该项目以战后现实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全球化视域下的当代外国文学、新世纪外国文学发展趋势为框架结构，设立四个子课题，在观照历史的基础上，解读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学现象，分析并描述文学的产生、流通、变化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复杂关系。现实主义文学关注现实世界，以反映社会生活、追求真实为主要特征，因此，战后现实主义文学成为审视战后外国文学进程的关键性切入点。第一个子课题“战后现实主义文学研究” 《战后现实主义文学研究》作为四卷本《战后世界进程研究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第一卷，已于2019年4月由译林出版社正式出版。对现实主义进行理论建构，分析现实主义“现实/虚构”的内在悖论，通过系统考察世界各国现实主义文学，揭示战后现实主义的多元发展态势及其丰富内涵，获得对现实主义新的认识。与此同时，英国、丹麦的学者于2015年启动“现实主义的景观”研究项目，获得利华休姆基金会（the Leverhulme Foundation）资助。参与该项目的丹麦学者拉森（Svend Erik Larsen）注意到现实主义的三个相互关联、缺一不可的维度：文本背后，对于经过选择的细节的指涉；文本之内，作为重构的表征；文本面前，读者的视角。基于现实主义是“文化建构”这种认识，“现实主义的景观”拟对现实主义进行“制图”，重新解读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分析现实主义诗学的回归与演变，梳理现实主义跨媒介的路径。作为两大研究项目的衍生成果，也基于中外学者的共同兴趣，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和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在2018年10月主办了“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邀请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高校以及丹麦、美国、新加坡、瑞典、越南等百余位学者，围绕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建树与相互影响、对世界文学的塑形、现实主义诗学、现实主义的多元发展等学术话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本论文集收录部分参会代表的中英文论文二十三篇，内容涵盖现实主义理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以及其他国家的现实主义文学。在现实主义理论研究部分，周宪的《再现危机与当代现实主义观念》对艺术与文学进行互证式分析，揭示由表征危机激发的现实主义从再现现实转向再现艺术，这一范式转型不但改变现实主义再现之重心，也推动当代现实主义文学艺术趋向于对现实的重构而非镜式映射。曹丹红的文章梳理了从19世纪中期的尚弗勒里（Champfleury）到哈蒙（Philippe Hamon）的法国现实主义诗学中关注文本制造的“真实效应”的理论倾向，从文本形式层面入手，分析这一效应的形成机制。
中国文坛与现实主义有着不解之缘，20世纪的中国见证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与发展，现实主义文学也记录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与演变，中国当代文学被世界所了解、认可与莫言、阎连科等一批作家对现实主义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语境下的演绎与重构息息相关。王守仁、刘洋的文章追溯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现实主义概念的演变，以阎连科的小说《炸裂志》为例，阐述神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贡献，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之后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强大生命力，将在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蓬勃发展。何成洲的《易卜生与世界文学：〈玩偶之家〉在中国的改编对话剧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立足世界文学的在地化立场，梳理娜拉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话剧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娜拉与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关系，分析全球化时代易卜生的全球传播出现的新趋势，认为中国和挪威合作改编的《玩偶之家》从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视角为中国的百年娜拉提供了丰富的多样性和活力，推动了戏剧现实主义的当代转型和发展。
英国具有现实主义悠久传统，罗杰鹦的《〈小说的兴起〉中的现实主义诗画论》论证了18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与17世纪荷兰绘画的亲缘关系，认为笛福、理查逊、菲尔丁小说中朴质的日常生活、绘画镜像的民族性、逼真的社会风俗再现与17世纪荷兰画派的平凡朴实异曲同工，而《小说的兴起》是一部开创了英国小说与绘画互相印证的图像学研究方法之书。朱美琳的《哈代主要小说中家园空间的现实主义“梦创作”》从“梦创作”的视角分析了家园空间的失去、重建与破灭，认为对真实世界的疏离和介入的双重冲动是哈代艺术作品的关键。段道余、宋艳芳、姚成贺、李碧慧的文章分别研究默多克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布雷德伯里的《历史人物》中人与历史进程的关系、拜厄特的《传记家的故事》中的道德现实主义和“自觉现实主义”。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部分的论文既有对作家群体的考察，也有对具体作品的解读。李俊宇的《当代美国犹太小说家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传承与创新》认为美国犹太小说家继承了东欧犹太小说的内在秉性，在文体风格、叙述手法上进行创新，形成鲜明特点：具有强烈的历史感、民族性、批判性和人文主义精神。周奇林、吴娟、阳洋、欧阳婉竹、宁梅的文章分别讨论了品钦（Thomas Pynchon）的《拍卖第四十九批》、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天赋》、梅森（Bobbie Ann Mason）的《在乡下》、伽特森（David Guterson）的《雪落香杉树》的现实主义书写和伯里（Wendell Berry）的“地方”生态现实主义思想。提亚德尔（Fredrik Tydal）以小说对日常生活的再现为切入点，分析德里罗（Don DeLillo）的《大都会》以及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星期六》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创新，认为这两部“24小时小说”有助于理解当代语境下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与创新。
在其他国家的现实主义文学研究部分，陈民的文章《战后德国现实主义文学之流变》考察民主德国、联邦德国、两德统一后现实主义文学取得的成就和发展特点，以及代表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乔治森（Steen Bille Jørgensen）的论文通过分析当代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的“反表征”（anti-representation）书写以及读者与文本的互动，探讨文学作品与真实（the real）的关系。张伟劼的《论巴尔加斯·略萨的“反现实主义”小说：以〈继母颂〉为例》通过文本分析，发现小说中以情欲为主题的微观叙事暗含了与略萨（Mario Vargas Llosa）的政治家身份紧密相关的意识形态倾向，即倡导个人自由、捍卫私有财产及美化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而这与秘鲁1980年代的现实密切相关。叶琳的《论大江健三郎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认为大江健三郎对日本现实社会持批判态度，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入了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并进行深入思考，把日本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一个新境地。
以上文章涉及的国家包括中国、法国、挪威、英国、美国、德国、哥伦比亚、智利、秘鲁和日本，讨论的文学已跨越了国界，在形式和体裁方面超越了文学与艺术、诗歌与绘画的边界，而就现实主义本身而言，也在不断突破已有的疆界。在全球化时代，这种越界将会成为越来越受到大家关注的未来发展趋势。
在2013年出版的《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一书里，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把现实主义纳入认识论的范畴，声称现实主义的使命是去“看见和发现以往从未被关注的事物”。文学评论家伍德（James Wood）在《小说机杼》结尾点睛之笔又言，“小说迄今仍然远远不能把握住生活的全部范畴”。如此看来，无论是当代作家也好、文学研究者也罢，我们依然还在追寻和探索现实主义的漫漫征途上。现实主义文学伴随着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将不断拓展疆域，开辟广阔天地，推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而现实主义文学研究本身也将在新的学术空间继续焕发出勃勃生机。
图片来源于网络